2021年12月23日，河北唐山路北區實驗小學，學生在特色課程上，練習書法，學習中國傳統文化。據介紹，為進一步落實“雙減”政策，該校在減少作業量的同時，引導老師積極開設各類特色課，豐富學生校內活動的形式和內容。目前老師申報的特色課分為益智類、體育類、語言類、藝術類、科技類、團建類、非遺類，共計7個類別，43個項目。

3月4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第一場“委員通道”采訪活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第十二中學聯合學校總校長李有毅通過網絡視頻方式接受媒體采訪。她說：“‘雙減’不是‘突擊戰’，老師、家長和社會要擰成一股繩，共同幫助學生去開發自己，成就自己。”

今年年初，教育部提出2022年繼續把落實“雙減”作為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眼下，“雙減”也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度極高的話題。

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原來的12.4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經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為92.14%;原來的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也壓縮到34個，壓減率為87.07%。中小學生的作業總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的學生由“雙減”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

但是，“減”并不是政策實施的終點。

“推進‘雙減’工作的實質是回歸學校的育人本位，回歸學生的全面發展。”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范大學校長梅國平說。而這其中的關鍵在于，“提升校內教學保障能力，強化教育主陣地的育人質量。”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政協副主席、民進遼寧省委會主委姜軍說，改革的推進中要破立結合。

在政策落實過程中，“雙減”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校內

當野蠻生長的校外培訓機構不能再用“制造焦慮”“販賣焦慮”綁架學生和家長后，“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面臨的最大考驗從校外轉到校內，如何讓學校教育真正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把學校教育真正“立”起來成為擺在所有學校面前的必答題。

“我現在很像一個地下工作者。”北方某城市一名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鄒彤(化名)說。鄒彤是班級家委會成員，最近她經常接到老師發來的一些作業資料，老師暗示鄒彤可以把這些資料轉給班里的其他家長，還特意叮囑鄒彤不要向家長們透露資料的來源，“但是，沒過幾天家長們就猜到了這些作業是老師給的，因為第二天老師會講解這些題，雖然沒有強迫家長一定要讓孩子完成，但大部分家長拿到后都會自覺完成。”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種“表面減少，實際不變”的現象并不罕見。

“部分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還比較落后，對于‘教學質量’理解過于狹隘，認為‘育人’就是‘育分’，擔心完全按照‘雙減’的要求去做會影響學生考試分數。”梅國平道出了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教育功利主義痼疾。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說，當大多數中小學生的“成功”被以“高考分數”為標準進行界定時，中小學教師在“雙減”政策落實過程中就難以保持獨立自省的態度了，背負著“成功者”期望的重擔，逐漸歸附教育功利主義。

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的題目

觀念亟須扭轉，作業是抓手。

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在一次研討會上說，在調研中經常看到學校老師強調作業量已經減少到了過去的60%。“其實，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剩下的40%的作業是不是能夠承載起過去你100%甚至200%的作業量的效果，甚至是不是還能有提升?”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觀察到，在中央“雙減”意見中，提到“壓減作業總量和時長，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時共有5個段落，600余字，其中明確提到“減”的只有一個段落，不足百字，剩下更大篇幅強調的都是如何增強設計、如何分層分組、如何通過作業更好地分析學情。

“雙減”之后的作業，核心不是“減”而是“增”和“提”，增加更科學的設計，提高作業的質量和水平。

而這也是“雙減”政策的初衷之一。“要通過‘雙減’倒逼教育改革和社會進步，通過教育的手段激發受教育者的‘潛力’，讓受教育者找到適合并擅長的領域，從事相關的工作和活動，而不是不加區別地把所有人培養成同一個類型。”姜軍說。

教師群體其實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只是改變還需要更多幫助。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不久前剛剛完成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中顯示，74.3%的教師表示，“雙減”后“作業設計要求更高了”。近五成教師認為，設計高質量作業面臨“作業素材與相關資源不夠”和“設計分層、彈性、個性化作業的能力不強”的困難。

為此，梅國平提出建議，要引導學校大力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創新探索個性化和多元教育，同時，鼓勵分層、彈性和個性化作業，建立作業設計評價機制，鼓勵教師布置跨學科綜合性作業，培養學生創新思維。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科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胡衛則認為，對學生要綜合評價，不能只看考試分數，要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

姜軍也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要摒棄單一評價標準的教育質量觀，真正以教育方針為指向，以德為先，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要積極推進中高考以及與之對應的招生錄取改革，改進考試方式，降低考試難度，減掉那些單純靠“刷題”就能取得好分數的題目，增加體現學生思考能力、實踐能力的題目。

把教師從繁重的日常事務中解脫出來，成為當務之急

只轉變觀念還不夠，還要用觀念指導每一堂課、每一次作業、每一個教育瞬間——關鍵就在老師。

不久前，一位小學語文教師在朋友圈里曬了她一天的時間表：上午第一節課聽課，9點-12點去市里參加學習班，中午吃飯和休息用了半個小時，之后的12點-13點半完成了線上家長會，然后繼續參加學習。匆忙趕回學校后填了一堆必須填的表，參加課后服務。組織學生放學后，這位老師跟一個約好的同事談了話。18點趕回家，火速做飯，兩個孩子吃上飯后，這位老師又跟兩個家長用微信通話解決了一個當天發生的問題，匆忙吃過飯后寫家長會的總結，然后備課……

“別說讓我靜下心來搞教研了，就連陪孩子吃一頓完整的飯的時間都沒有。”這位老師說。

隨著“雙減”的推進，特別是學校普遍開展課后服務之后，“更忙了、更累了”成為很多老師的共識。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必須保障教師職業生活的幸福和尊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志勇說。

張志勇提出，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要采取省級統籌、市級管理、城鄉協同的辦法，通過體制改革、機制改革優化配置，解決我們城區教師的短缺問題”。

除了解決學校教師短缺問題之外，不少代表委員提出了各種建議。

姜軍認為，可以通過招募社會志愿者及外聘人員參與課后服務，彌補師資力量不足。為了保證質量，還要制定外聘人員考勤、推門聽課、授課內容備案等制度，與其簽訂師德師風和校園安全責任書，明確外聘人員工作職責，規范外聘人員教學行為。

“還可以在中小學教師群體中推行彈性上下班制度。在兩個方面挖潛，一個是合理安排教師的課堂教學，第二個是要合理安排課后服務，能不能讓教師每周有1-2次可以彈性上下班的機會。”張志勇說。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全國很多地方正在嘗試讓教師的工作更有“彈性”的辦法。比如在北京，一些學校在每個班都設立了正副兩個班主任，副班主任由那些教學任務相對少的科目老師承擔，盡最大可能發揮所有老師的積極性和潛力。

“我們對教師群體的負擔問題關注得有些晚了。”周洪宇說，我國減負政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到目前為止，國家、地方層面已經發布了數十個學生減負相關政策。但長期以來的減負政策關注重點都是中小學生，對教師的負擔有所忽視。對此，在“雙減”政策背景下，合理減輕教師的過重負擔、提高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既有重要性，也有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