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遼茲的文字實在是好，暢達、激越、宏富，像大海中的潛流，像曠野下的地火，讓人心潮涌動，讓人激情燃燒，覺得人要有沉潛的格局：不能像小樹，稍一挺身就招搖;也不能像小河，甫一流淌就喧嘩。

為什么會這樣?系因為——

這雖然是一部音樂家的自敘傳，卻擁有著文學經(jīng)典的種種特質(zhì)，乃正經(jīng)的大作品。其音樂生涯的傳奇只是經(jīng)絡，而生命的解析和精神的反思才是內(nèi)核——它是人的心靈史和思想史。它告訴人們，柏遼茲之所以是柏遼茲，源于他是被文學和音樂共同造就了的人物，他的人生意義，不僅裨益于音樂家，也裨益于文學家。

柏遼茲的幼年是幸運的。他出生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在那種輕物質(zhì)、重靈魂的氛圍內(nèi)長大。他說：“自從這種充滿魅力的宗教不再焚燒別人之后，他卻帶給我整整七年的幸福時光，至今還保留著一份溫馨的回憶。正當我領取圣餐之時，一支少女合唱團唱起了圣體贊歌，那清澈的聲音忽然在我體內(nèi)產(chǎn)生了一種神秘的震撼，令我感動，感到一片充滿了至愛至善的天空在我面前展開，是那么空靈、純凈、美妙，‘神圣’油然而生，我合著那優(yōu)美的旋律，雙手合十，放在胸前。雖然十年之后，我才知道，這合唱正是《尼娜浪漫曲》的主題曲‘當至愛歸來’，但當時我就產(chǎn)生了對音樂的心馳神往!”

而他的父親，正是一個心中充滿大愛的人。他是一個醫(yī)生，知識淵博，技藝精湛，與患者交往，不僅治病，也醫(yī)心——耐心地與病人交談，解答他們心中的困惑。“他是以一種非常無私的態(tài)度去完成他的工作的人，并不認為自己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勉強為之;相反，他認為他從事這項職業(yè)，可以造福窮人和農(nóng)民。”因此他為普通人撰寫醫(yī)學科普讀物，讓他們感到，關(guān)愛始終就在身邊。他敬重這樣的父親，愿意在他的督導下修習自己的課業(yè)。然而父親對他的功課并不作苛求，卻鼓勵他在古典文學的瀚海中自由涉獵。“啊，父親，他同時是我的語言、文學、歷史、地理甚至是音樂的老師，有著永不言倦的耐心!”于是他讀了大量的文學經(jīng)典，其中包括維吉爾、賀拉斯的英雄史詩。“維吉爾雖然有著遠古的深邃，卻可以在他感性的史詩中和我談論激蕩的壯志豪情，點燃了我那星光閃爍的想象之火，讓我迷醉在豪邁與崇高之中。”

正是這種音樂和文學的雙重啟蒙和涵養(yǎng)，使柏遼茲具有了復合的文藝品格，有了“遠觀”和“超越”的能力：因而使他能夠以文學評判音樂，以音樂提升文學(趣味)，確立了自己卓爾不群的藝術(shù)坐標和價值取向，貢奉了激蕩塵俗的藝術(shù)成果和精神見地，讓兩界要人均瞠目結(jié)舌。

事實上，柏遼茲首先是文學家。他離開家鄉(xiāng)，依父親的意愿去巴黎的一所醫(yī)學院就讀。有意思的是，醫(yī)學院的學生好像都有文學情結(jié)，所以他最先交往的，恰巧是幾個酷愛文學的年輕人。于是，對維吉爾、莎士比亞和歌德、海涅的崇拜，要比對格魯克、韋伯和貝多芬的崇拜來得強烈。而那時正是個浪漫的時代，文學更能滿足青年人在個性上的張揚和對時勢的主觀干預，他便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朋友的推薦，在多家報刊上撰寫專欄文章，發(fā)表富有戰(zhàn)斗性的、辛辣諷刺的時勢評論。他的文章風格引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音樂評論家的注意，他們力邀他寫批評性的樂評，說他們“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一個鄉(xiāng)下來的青年，又讀過那么多的英雄史詩，世俗的因素絲毫不會影響他放開筆鋒。他便意氣風發(fā)，激情放筆，縱橫捭闔，一路殺伐，既沖滌了樂壇上的僵化與腐朽，令“革新者”稱快，又開罪了一大批音樂界的權(quán)勢人物。無論如何，他把自己弄成了一個“知名人士”。他的“知名”，頗具有黑色幽默味道：大仲馬、巴爾扎克對他點頭示敬、把酒言歡，但是巴黎音樂學院的院長凱魯比尼和巴黎歌劇院的總經(jīng)理克羅采爾卻對他嗤之以鼻、不屑一顧。

這就注定了，當文學的激情讓位于旋律的沖動，專心地進行音樂創(chuàng)作的時候，他的前行之路毫不明媚，而是遍布荊棘、四面楚歌。當他想試圖通過演唱薩奇尼的《俄耳浦斯》中的一段《她慷慨給予我》，讓歌劇院院長認可他對節(jié)奏的把握能力，從而聘他為專業(yè)作曲的時候，院長的一個暗示，致使指揮不舞動樂棒，伴奏不拉準調(diào)門，讓他敗下陣來。最后，出于憐憫，只給了他一個合唱隊員的差事，以至于不會餓飯。他傷心地哀嘆道：“當我期待成為一名哪怕是受人詛咒、唾罵的作曲家之時，卻成了一個二流劇院的合唱隊員——從骨子里被人輕蔑。我真是敬佩我的父母，他們付出的巨大努力竟然獲得了這樣的成功!”

但現(xiàn)實的打擊，并沒有讓柏遼茲消沉，因為他的文學家朋友不允許他心灰意懶，常邀他一起聚會，共同鼓勵和善待他，讓他的浪漫情懷始終盈滿。重要的是，對文學經(jīng)典的閱讀，給了他一個巨大的啟示：他的歌劇作品，正可以從文學的史詩中取材，而文學世界的悠遠與闊大，恰恰能推動自己沖出小夜曲、小詠嘆等傳統(tǒng)的小格局，創(chuàng)作出大樂章、大合唱、大歌劇。他忍辱負重，潛心苦干，用音樂演繹文學名著，甚至作品中的唱詞許多都是出自原著，例如《浮士德的懲罰》《特洛伊人》《貝阿特麗斯和貝內(nèi)迪克特》等作品。

柏遼茲的作品特別敘事、特別宏大，并且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這就讓傳統(tǒng)學院派的人不能接受，拼命阻撓在劇院上演。在演出《浮士德的懲罰》時，為了營造天堂和地獄應有的赫然氣勢，他設計了上百個合唱隊員同臺詠嘆的大場面。但劇院不但不給他提供保障，還鼓動演員們借故紛紛溜走。執(zhí)拗的他決定自己花錢雇合唱演員，就去政府的主管部門申請演出支持資金。幸運的是，那個主管也是個愛好文學的人，對作品中表現(xiàn)出的文學韻味、哲學論題很是欣賞，但他權(quán)力有限，費盡心思，也只能給他一小筆錢。他憤憤地去找大仲馬一訴苦衷，大仲馬一笑，把自己的錢袋往他面前的桌上一扔，“我這兒正好還有一筆錢。”

因為艱難，所以珍惜，所以自立——柏遼茲自己挑選演員、自己設計配器，并親自上臺指揮，把自己的作品表演得無拘無束，雖沖破邊界，卻合情合理，生動有力，疑似渾然天成。柏遼茲在管弦樂中加入鋼琴伴奏，使用各種低音提琴，在低音區(qū)空缺處使用高低音混合，立體分布銅管樂隊，增加打擊樂的數(shù)量和種類等等，從而使一種不規(guī)則的、甚至是互相重疊的旋律以前所未有的瘋狂奔涌而出，原有的和諧音調(diào)變化也被突然的音調(diào)終端所代替。就這樣，柏遼茲不僅頑強地展現(xiàn)著自己的音樂存在，還通過自己的變革，掙脫了交響樂被傳統(tǒng)習慣束縛的桎梏，為后來的革新者穆索爾斯基、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和布列茲開辟了道路。

這種堅持個性，逆流而上，反而使柏遼茲獲得成功。帕格尼尼聽過他的交響樂《羅密歐與朱麗葉》之后，帶頭鼓掌，公開表示敬慕;李斯特聽過他的《幻想交響曲》之后，為其深深折服，許諾一生都要為他效勞;門德爾松在萊比錫熱情地為他工作，并親自為他的作品擔任指揮。柏遼茲可真讓人眼熱，文學家喜歡他，音樂家也喜歡他，文學和音樂都眷顧，他有厚福!

讀到柏遼茲的卓然屹立，我熱血沸騰，不禁感嘆道：在文學和音樂的共同激蕩下，柏遼茲必然會巨大地成就自己——文學給了他支撐，音樂給了他超越，雙重的涵養(yǎng)與反哺，使他杰出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

于是我不免想到，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雖然還沒有文思枯竭之憂，但已有了自我復制之象，究其原因，是自己太陷于文學思維，有了寫作上的定勢。要想開天眼，拓心廓，有神游八級的能力，是不是也要主動與其他藝術(shù)門類、特別是音樂，建立一種內(nèi)在的精神聯(lián)系，讓音樂把沉睡的浪漫主義情懷激蕩而活，從而有向天地訴說、揮斥方遒的豪邁?一周后，我得出了肯定性的答案，因為在這個期間，我又讀了一部回憶錄——《同時代人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知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為與柴科夫斯基、穆索爾斯基的音樂發(fā)生靈魂上的碰撞，才促使他形成了自己內(nèi)省、悲憫的創(chuàng)作主題;因為聽了柏遼茲的戲劇交響樂《羅密歐與朱麗葉》，竟影響了他《白夜》的謀篇布局;因為特別喜歡貝多芬的《悲愴》，便把《罪與罰》中的痛苦挖掘到令人膽戰(zhàn)心驚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經(jīng)歷，有力地證明了：偉大的音樂家和偉大的音樂作品，同樣可以涵養(yǎng)、反哺、催生偉大的文學家和偉大的文學作品!

于是，我內(nèi)心一片歡悅，對自己說，歲齒雖稀，但思維不能固化、標準不能降低、心火不能黯淡——就從現(xiàn)在起，虔誠地向音樂致敬，纏綿地與音樂結(jié)緣，向音樂要生命的激情、心靈的開闊和文學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