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簡稱《通知》)，對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做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健全義務教育入學報名登記制度，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則，進一步規范報名信息采集。比如，全面清理取消學前教育經歷、計劃生育證明、超過正常入學年齡證明等無謂證明材料;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類APP、小程序隨意反復采集學生相關信息。

這樣的信息采集瘦身舉措非常必要，不僅能夠讓家長輕裝送娃上學，還能節約信息采集所用社會資源，更好地保障家長和孩子的信息權利。

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此前就有不少家長、專家學者和其他人士大力呼吁，有的地方也進行了積極回應，現在相當于全國落地。應該講，現在的規定讓很多家長會感覺輕松不少，特別對工作和收入比較普通的家長而言，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因為孩子“拼爹”不占優勢的擔憂。這是社會輿論特別關注的一點，對此不僅一些中小學家長有擔憂，一些大學家長恐也難免。最近沖上熱搜的某知名醫學院2022年碩士研究生復試“331分考生逆襲390分考生”輿情中，有不實傳言稱逆襲考生家長是山東濟寧醫學院教務處處長，背后反映的也是對所謂“拼爹”的擔憂。這種社會情緒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此外，從孩子上學的權利來講，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也與此無關。如果說要收集信息，應該收集的是家庭收入是否低于某個標準的信息，以此來決定如何保障孩子在學校的正常生活開支。特別是在義務教育階段，家長信息與孩子上學的權利無關，只與孩子的年齡有關，到了適學年齡就應該上學，這是孩子作為公民的法定權利，也是學校的義務。孩子的法定權利不應有太多的手續或信息門檻，而更應是平滑實現，學校履行義務自然也應循此邏輯。

不過也要看到，按照教育基本規律，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并不是學校的非分之舉，因為對學生家庭的全面了解，有利于學校因材施教以及更精準、有效地幫助困難學生。只是在某些語境下，不少家長擔心學校收集信息后會更關注富貴家庭的孩子，自己的孩子會被歧視。這其實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經過一段時間的風氣矯正，相信社會理解應該會越來越多。從這個意義上講，有些必要的信息還是應該收集，目前出臺的一些禁止性規定，更多地應該是一種階段性舉措。畢竟，如何收集學生家長的信息，最終的關切點和落腳點，應該是有利于學生受教育培養和健康成長。

全面清理取消學前教育經歷、計劃生育證明、超過正常入學年齡證明等無謂證明材料，是信息收集瘦身與時代共行的必然之舉，也是節約社會成本的實事求是之舉。現在社會招聘和研究生招生中，經常會有學歷“查三代”的情況，即你的初始學歷是不是本科、你的本科是不是211或985高校等等，把本來“英雄不問出處”的奮斗精神與奮斗結果判定，轉化成為一個以學歷出身判定“英雄”的機械行為。讀個小學要提供學前教育經歷，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是把判斷標準機械化的低齡化行為。現在取消了這些，是非常必要的，未來也完全沒有必要恢復。

不得利用各類APP、小程序隨意反復采集學生相關信息，一方面減少不必要的冗余信息收集、重復信息收集，減輕學生負擔，另一方面也會減少信息泄露的風險，以免讓部分機構或個人從中牟利。曾經有個別學校或老師與校外培訓機構勾連，通過APP或小程序采集家長或學生信息，積累推銷對象或培養潛在客戶，現在的要求可以大幅度減少此類風險。而且，通過“雙減”政策取消學科類培訓，這一社會環境變化也使得此類風險急劇減少。跟學生相關的商業行為當然會始終存在，本來也是正常現象，只是學生的信息決不能也不應該是從學校泄露出去的。

此次教育部辦公廳《通知》嚴禁采集學生家長職務和收入信息，這一規定來得及時且十分必要。相應地，學校需要通過其他適當渠道和方式了解學生個人和家庭情況，比如教師家訪或學校讓學生主動提出困難申請，等等。但整體而言，“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則，是實事求是的要求，能讓家長感覺到輕裝送孩子上學。特別是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而言，確實不需要家長提供太多材料和信息，而應以最簡單、最輕松的方式，保障和實現孩子上學的法定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