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長楊文莊介紹，全國現有0~3歲的嬰幼兒4200萬左右。據調查，其中1/3有比較強烈的托育服務的需求，但現在的實際入托為5.5%左右，供給和需求缺口還很大。

5.5%這一數據背后，折射哪些問題?三孩政策落地，托育服務該如何補上短板?記者實地探訪托育機構，進行了調查采訪。

入托意愿集中在城市，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

為了解決兩歲的女兒看護問題，劉美換了工作，進入了工作時間更具彈性的保險行業。“我不愿意讓老人看小孩，一方面怕累著他們，另一方面，祖輩看護容易溺愛小孩。”

隔代在教育理念存在差異。經過一番對比后，劉美順利地把2歲半的女兒，送進一家托育機構。除了需要早晚按時接送，她還可以安心上班。

和劉美不一樣，孫茜沒有選擇。孫茜和丈夫在北京上班，老家均在陜西，公婆年紀大，身體不好，不肯從外地過來。“孩子才兩歲，兩人平時上班忙，都還有夜班，孩子的看護問題，一直讓人頭疼。”

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輕父母，與孫茜或者劉美，面臨著相同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所長洪秀敏介紹：“2019年根據對13個城市入托供需的調研顯示，近七成的家庭有入托意愿。這種意愿，在大城市特別明顯。”

即便在不同城市，入托的供需狀況也不平衡。

按照測算，要達到國家“十四五”規劃千人托位數4.5個的目標值，深圳到2025年要提供約8.5萬個托位。目前，缺口達6.7萬個。

而在鄭州市不僅托位完全滿足需求，且有大量空余。2020年，鄭州市衛健委回復市政協委員提案時表示，截至2019年底鄭州市收0至3歲兒童的托育機構共261家，共有托位20219個，實收幼兒11269人。托位空余近1萬個。

5.5%作為一個國家的整體數據來說，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水平?

2016年，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成員國中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平均值為33.2%。有10個國家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超過50%，其中最高的丹麥達到了61.8%，比利時、冰島、法國、以色列、荷蘭、挪威等國家也接近60%。

“在3歲以下兒童入托問題上，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王玲艷介紹，對0~3歲的兒童而言，家庭是其主要的生活場所，父母是兒童發展中最重要的人。大量研究證明，一方面，過早地送入托育機構，會對孩子成長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積極的教養方式和家庭環境，能夠對兒童發展產生正向作用，尤其是主要照料者與兒童形成的親密的一對一關系，很難在家庭以外的環境中獲得。“從現實需求的角度來講，2至3歲的入托需求更大，應該重點關注這一年齡段的入托需求。”

月收費過萬元，托育教師培養存缺口

目前，市面上提供的托育服務，主要是專門的托育機構、幼兒園和部分早教班。在經營形式上，主要以民辦為主，公辦幼兒園中鮮有托育服務。

記者在北京多地探訪發現，專門的托育機構收費約為7000元一個月，如果能有戶外活動場所，價格還將上浮3000元，達到一個月1萬元。上海、南京、成都等地民辦托育機構的收費，也保持在這個水平。

托育支出對于絕大部分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高昂的收費讓不少家庭望而卻步。“3000~4000元是比較符合我預期的，有些托育機構通過宣傳噱頭和賣點，動輒收費七八千元，令人難以接受。”家住江蘇鹽城的家長馬進同告訴記者。

記者到訪的一些托育機構棲身于商場里，宣傳照片上“科學育兒”“精品小班”“外教教學”指向的是，“關注關鍵期幼兒大腦的健康發育與功能發展”。

“孩子入學前，我們會進行多維平衡測評，全方位考查感覺統合能力。幫助孩子順利度過各種敏感期，學會表達和控制情緒。”海淀一家日托早教主講老師向記者介紹，“這些都不是家庭托育所能提供的。”

在價格相對較高的托班中，均含有外教課程。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如果有外教，收費檔次就能提高不少。因此，很多托育機構都很樂意邀請外教加盟，背后掩蓋的是一本難以算清的成本賬”。

托育機構的運營成本，對于外界來說一直是個謎。

“成本核算非常重要，但要計算出真實的成本也是有難度的。”王玲艷介紹，通常意義上來講，托育機構的成本主要有人員支出、公用支出和資本性支出。在大城市來說，房租成本過高，推動了價格處于高位。但是，從業人員的待遇并不高。“目前，托育機構從業人員的質量參差不齊，整體質量不高，也限制了待遇水平。這也說明了，托育機構教師人才培養存在大量缺口。”

托育機構的價格到底多少才能符合家長的期待?王玲艷介紹：“合理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從家長的實際需求情況來講，絕大多數家長需要的就是收費合理，質量有基本保障的普惠性托育服務”。

“截至目前，全國和各地的實施中對‘普惠’的認定標準和收費指導價并未達成統一共識，即便是實施多年的普惠性幼兒園各地標準也不一樣。”洪秀敏表示。

就近普惠托育最受歡迎，但并非唯一選擇

2019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多種形式開展嬰幼兒照護服務。

政策出臺后，市場反應明顯。

企查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在業、存續的“托育”相關企業3.3萬家。2019年之前，托育相關企業注冊量增長緩慢，2020年新增企業1.2萬余家，同比增長237%，這一數據大幅超過過去十年注冊量的總和。

在新聞發布會上，楊文莊還介紹，截至2021年6月30日，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全國托育機構備案系統里，已有4000多家機構通過了備案，目前還有1萬多家正積極申請。

在上海，公立幼兒園招收3歲以下兒童的托班也越來越多。這是因為上海的公共服務發展較早，加之出生人口逐年走低，原本普惠制幼兒園的學位出現了空余。洪秀敏建議：“各地應及時調研和預判3歲以下嬰幼兒家庭在托育服務類型、年齡、內容、形式、價格、距離等方面的不同需求與特點，根據實際情況增強按需供給、有效供給，在持續擴大托育供給總量的同時，著力發展就近普惠托育。”

“在入托意愿和實際入托行為之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實際上，距離遠和收費高固然是影響因素，但比這二者更重要的是，40%以上的家長，更關心把孩子送到托育機構，能否讓人放心。”洪秀敏表示。

“面對入托的多樣選擇來說，家長們對公立幼兒園開辦的托班最為滿意。矛盾在于，在提供托育服務中，公立幼兒園數量占比較小。”王玲艷坦言，一個現實情況是，在大部分地區，公立幼兒園并未被準許開放招收3歲以下幼兒。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主要目標，依然集中在實現3至6歲的兒童入園。

“建立和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是政策導向，但是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把孩子送入托育機構，只是進行保育教育的一種形式。托育服務應該從提升家庭科學育兒能力的角度，加以全面理解。”王玲艷建議，在針對3歲以下兒童的照料上，核心是幫助他們建立穩定的依賴關系，讓他們產生安全感。通過給予更多的假期，延長父母的照料時間，為祖父母提供便捷的城市服務，或者由社區組織相應活動，以提供更多的嬰幼兒照護選擇。